首页 - 学佛文集 - 佛文推荐 - 知礼《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研究 - 正文   │ 文章推荐
 

  第一节 三教合一的融会思潮

  在北宋以前,有关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演变过程中,最早应数汉魏之际,以牟子(生卒?)《理惑论》[4]为代表,其所惯用“合异为同”的方式,亦即尽量引用中国儒、道固有的语汇概念来传达他的佛教思想。如《理惑论》第三章运用道家之“道”诠释佛家之“道”,其文云:

  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釐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5]

  佛家之“道”,原指“真如”、“实相”、“涅槃”等概念的“道”,今则借用中国道家《老》、《庄》以及《淮南子》中之语言概念加以传达。又如《理惑论》第四章更进一步融通儒家“五常”之道和道家“先天地生”之道,其文云:

  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先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6]

  在这里,显然牟子已经具有企图融合三教素朴的思想,只是当时仅能就现象的表面,作“合异为同”的会通,尚未能涉及深刻的义理内涵谈融和。但是彼之欲借儒道之言以申佛旨,已可说是融会思潮的嚆矢。

  其次,融会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即是进入魏晋南北朝时代“格义佛教”[7]的盛行。盖当时的高僧大德,为了宣扬佛法,在佛家犹未建立本身的教相系统之前,不得不广泛的引用佛经以外世间典籍中的名词与概念来作比附和连类,以达到传达佛学思想的目的。综合其格义的类型,大概不外两种:一者为法数之比附,如以“五行”(金、木、水、火、土)拟配“四大”(地、水、火、风)、“五常”(仁、义、礼、智、信)拟配“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二者为名相与概念之连类,如将“真如”译为“本无”、“涅槃”译为“无为”,乃至“禅定”译为“守一”等。《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即有一段记载云:

  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8]

  此则以儒家之“三畏”、“五常”拟配佛家之“三归”、“五戒”,是即有关法数之比附。而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卷一,于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法无所猗,即有一段翻译云:

  何谓菩萨诸法无猗?答曰:是“明度无极”,即为菩萨诸法“无猗”(原注云:意常清净,不在生死诸猗也)。曰:不一切乘,是经唯诸法无猗耶?曰:悉乘“明度无极”故,为诸法无所猗。(原注云:问言:不復讽诵承事行此,此但当“守一”,不猗生死而已耶?)菩萨于是无方石山处(原注云:菩萨所行时,虽坐方石,不念此石安好可长坐也。……)而以默取诸法之要,如无取焉,是为行诸法而无猗行也。[9]

  盖猗者,偏倚之意;《诗·小雅》云:“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疏》云:“两骖之马,不相依猗”[10]其实正是讲菩萨行般若度,于一切法不执着之意。从这段经文中,可见早期翻译的佛经,因为佛家名相尚未建立,其以“明度无极”译“般若波罗蜜”、以“无猗”译“不偏不着”,以“守一”译“禅定”等,均採世典之旧名词、旧概念来表达,是即名相与概念连类之例。

  这种运用格义的方法,来传译和讲解佛经,后来虽经道安(312?-385?)的公开反对,与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大量翻译经典之后,始逐渐废弃不用。但为赢得一般世人之理解与认同,若能善用其法,反有加分的效果,是以道安及其高足慧远(334-416)本身,有时亦多难免。[11]正由于“格义佛教”的盛行,遂使三教的思想,更加调和融会。

  迨入隋唐,佛道两家受到朝廷的奖劝,更呈蓬勃发展。除道教蒙始祖李耳,与唐宗室同姓,特受朝廷羽翼之外;佛教亦因玄奘取经返国,受皇帝恩遇,大量新译经卷,且各大宗派,先后成立,发展达于颠峰;而传统儒学,受佛家讲疏的激励,亦重新义疏经籍[12]。且有唐一代,自高祖武德七年(624),至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凡历九帝,时续逾二百余年,由朝廷不断举办“三教讲论”,遂使三教之互动,更加频繁,而学术思想的会通,也更加成熟[13]。白居易(772-846)<三教论衡>一文中,即提出彼对儒、佛二家会通的新见解,其文云:

  即如:《毛诗》有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指长行、重颂、孤起颂、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未曾有、论议、自说、方广、授记等十二分教)也……。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14]

  接云:

  又如:孔门之有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同上)

  又云: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指颜渊、闵子骞等十大弟子),亦犹如来之有十大弟子(指迦叶、阿难等十人)……。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同上)

  由此可见,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已能广就儒佛二家,有关教材的体例、教法的类型,以及教学的效果等,作比较深入的分析比较与归纳会通。至于,对儒、释、道三家有关思想内容的判释与和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莫如宗密大师(780-841)的《原人论》[15]了。

  宗密《原人论》是站在推究人身之本源,而以究竟成佛为旨归,对外则和会儒、道二教,对内则和会禅、教二门。宗密认为三教之教主,不论孔子、老子,或是释迦,皆为至圣之人,由于所对时、空、对象不同,致应机施教浅、深、权、实有异;若论其教化利益万民,维持社会安宁和谐,其功能目标实无二致,是以三教理当和会。其《原人论·序》文中,即云:

  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励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始末;虽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儒、道)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究竟)。[16]

  盖宗密之佛教思想,既契会于道圆(生寂?)之荷泽神会南宗禅,復禀受于澄观(738-839)之华严贤首圆顿教,而以唯“真心”“性起”为圭臬;[17]故于《论》中,遂承袭“贤首五教”判摄诸法的原则,稍略作变通,而别立“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为五教。[18]既先分析儒、道世间法,主“虚无、自然、元气、天命”说之迷执;次復指斥包括儒、道(判摄属“人天教”),及小乘、大乘等说之偏浅;最后则会通前四教之偏浅,而同归一乘显性教之本源,或渐或顿,皆可成就佛道。其文云:

  然佛说前五教,或渐或顿。若有中下之机,则从浅至深,渐渐诱接;先说初教,令离恶住善;次说二、三,令离染住净;后说四、五,破相显性,会权归实,依实教修,乃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则从本至末,谓初便依第五,顿指一真心体。[19]

  由是,宗密以佛法而融摄儒、道,虽未必即为儒、道人士所接纳;但其尝试和会三教的观点,却对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潮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其融会华严、禅宗,主唯“真心”、“性起”的原则,同时也导致宋初天台山家、山外义诤的主要肇因。此俟后文详述。



  其他相关文章
· 下页:第二节 宗派间相互吸收影响
· 返回目录
地藏孝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