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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宗派间相互吸收影响

  佛为一切教法之本,法从佛出。释迦牟尼佛当初降生印土,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无不是应机而说;弟子则亲闻佛说,各依所闻,修道证果,是故“法同一味”,并无宗派之分。待佛灭度,诸圣弟子结集法藏,由于时间、地域、思想的不同,是以在佛灭百年之后,即有“部派佛教”的产生。根据近人印顺(1906-2005)的研究,将一般所称“二十部派”(一说十八部)佛教归纳成“一味”(一味之佛教)、“二部”(圣上座部、圣大众部)、“三系”(上座系、上座分别说系、大众系)、四派(犊子部、说一切有部、上座分别说部、大众部)。[20]其中由于上座部东部的一支,分别取捨“上座”及“大众”两部的思想,既立足于上座部,却又同情并吸收大众部的思想,是以成为“分别说系”;诸如此类,部派佛教的分合,概不出此。可见宗派间的吸收与影响,在于印度早露端倪。

  以中国的佛学而论,在隋·智顗创立天台宗之前,南北朝时代由于佛经传译已多,讲论风气又盛,故各秉所学以分宗判教者,即有所谓“南三北七”[21],不下十家之多。智顗论天台教义,抉择其间,既有所捨,亦有所取;甚至一向善说《法华》之光宅法云(467-529),智顗于《法华玄义》中似驳斥最厉,实受其启发亦忒多。迨天台建立之后,本来于东晋末年在梁州地区早已盛弘多年之涅槃宗,由于智顗融合与《法华》共为一时,视之为“捃拾教”,遂归併于天台;而姚秦时代最早成立之三论宗,至隋之嘉祥吉藏(549-623)虽集其大成,但晚年反钦服智顗之说,拟拜其弟子章安(561-632)为师,故后弘《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者亦寡。斯盖由彼此之互竞互涉、吸收影响,遂有如此巨大的消长。

  待入唐之世,中国佛教,诸宗并起,宗派林立,这时对于天台宗确实造成很大的压力。首先是唯识宗的建立,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携回大量唯识(瑜伽)系统的经论,在皇帝之特殊礼遇与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以致吸收大批教界菁英人才参与,在初唐时期确曾颳起法相唯识研究的旋风。

  其次,即是华严宗的成立。华严三祖贤首法藏(643-712)远承南北朝地论与摄论二宗的思想,復融摄吸收当时天台和唯识两宗的学说,建立起系统庞杂而完整的华严理论。如其著名之“三时、五教、十宗”的判摄,即分别承袭自天台的“五时八教”(约四化法言)以及法相唯识的“八宗”,但暗加调整而已。[22]由于贤首对于他宗採取既吸收又批判的原则,故抑法相为大乘“始”教、禅宗为“顿”教,虽摄天台亦为“圆”教,却贬之为“同圆”(会三归一,摄有方便),仍不如华严之为“别圆”(直倡本怀,不与权共);其四祖清凉澄观(738-839)復以《法华》所说之法为顿,所化之机为渐,判彼为“渐顿”;而谓《华严》所说之法为顿,所化之机亦顿,故为“顿顿”。遂使华严的地位,高居诸宗之上。更由于法藏与清凉,长期受自高宗以后至于文宗等历朝皇帝的尊崇与支持,是以初唐以来,终唐之世,华严宗发展神速,骎骎然有凌驾各宗之上而主导当时整个佛教界之势。

  再者,另有“教外别传”禅宗的崛起。禅宗在其五祖弘忍(601-674)之前,偏重个人之隐遁坐禅、出世修行,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迨入有唐,弘忍座下两大弟子,“北渐”之神秀(606-706)则游走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曾蒙武后之宠召,復受中宗之礼重,故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誉,可见其受朝廷尊崇的情形。[23]至于“南顿”之慧能(638-713),由于勇于改变传统佛教的作风,注重心性,主张“即心即佛”,强调顿悟,提倡“顿悟见性”,且吸收儒家的入世精神,主张“即世间求菩提”

  [24],卒能普遍深入民间,获得盛大发展的回响。甚至,后来又经慧能弟子荷泽神会(686-760)有力的护持与弘扬,不但使慧能的南宗在“正统之争”中胜出,且使禅宗更行扩大弘传,遂成为继唯识、华严之后一重要的佛教宗派。

  天台一宗,出身于盛唐之后,肩负中兴重任的九祖荆溪湛然,既处此诸宗并起,义学鼎盛,高僧辈出,互竞其风的局面,一方面固须阐释天台教部,力弘本宗“止观并重”、“性具实相”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得理解他宗教义,以评破华严、唯识、禅宗之非;[25]乃至融会吸收《华严》、《起信》的思想,屡言真如之“不变”与“随缘”义。如在其所撰《金刚錍》云:“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26]乃至于其《止观大意》亦云:“随缘不变故为性,不变随缘故为心”[27];藉以精简甄分华严、唯识的义理,而与之相抗衡,始得稍显中兴的气象。其后,则有贤首五祖圭峰宗密(780-841),秉其荷泽禅与贤首教之所学,撰《禅源诸诠集》一百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今已佚,仅存<序文>一篇,)主张依“心性论”之角度会通教之各宗及禅之各派,所谓“以教观心,以心解教”[28]。由是,各宗派之吸收影响,又再向前推进一步。

  迨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各宗教籍散佚,復因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导致法运衰微,教义不彰,诸宗学者宗旨分歧,彼此是非,甚至冰炭不容。明·蕅益<校定《宗镜录》跋>中即云:“降至唐末五季,禅教相非,性相角立,台贤互讪,甘露反成毒药矣!”[29] 职是之故,五代之末有吴越国永明延寿(904-975)採取和会的态度,召集贤首、慈恩(唯识)、天台三宗专精法义之僧人,令彼等博阅义海,更相质难,遇有争议之大关节处,则亲自以“心宗”要旨折衷之;并广泛蒐集大乘经论六十部,以及印度、中国贤圣之言三百家,以证成唯心之旨,最后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终于编成颇负盛名之大作-《宗镜录》一百卷[30]。由此,更可看出在北宋之前,宗派之间相互吸收影响的盛况。

  综上所述,初唐以来,诸宗并立,因互竞而互涉,各宗派相互吸收影响,即使天台宗之湛然亦未能免;是以北宋之初,留散海东之天台教部陆续迎回,虽然为知礼之中兴台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却也因此埋下山家、山外义诤的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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