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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妙宗钞》思想的价值与贡献

  先谈有关天台的思想部分,且就本体论、认识论、佛性论、修证论以及佛身论,分别说明其思想的价值与贡献。

  (一)就本体论言:

  知礼于《妙宗钞》中谈“性具三千”,不但忠诚地继承智顗“一念三千”的思想,而且特别阐述“性具十界”,明其因地九法界与果地佛法界“互具互融”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法性之理体,自尔具三千之诸法为理具,依缘造起为事造”,依理具之三千而有事造之三千,而深论理具与事造两重三千,同居一念的妙义。

  其次,知礼也继续沿袭湛然借华严宗“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论真如的观念,以诠释理具三千与事造三千的关系:谓即以理具三千为体,并非以真常心为体,故云“俱体”;以变造三千为用,并非以真常心随缘起现为用,故云“俱用”。是故,虽同一随缘,却有“别、圆”之异。甄分贤首宗“性起”论,只合天台别教;唯明“三千之体随缘起三千之用,不随缘时三千宛尔”之“性具”论,方为真正的圆教

  末后,知礼更进一步运用“敌对相即”的观念,说明世间彼此相对“角立”的诸法,如理事、色心、依正、己他、能所、内外等,均在性具融摄中达到“互具互融”,而强调心具三千之外,色法亦具三千,乃至唯声、唯香、唯味、唯触等。如是,总结建立“唯色”、“唯香”之说,藉以凸显天台“性具”本体论的特色,而破斥“兼讲华严”的山外诸师之只承认心具,不承认色具,是坠陷本宗的圆教齐同他宗的终教。

  (二)就认识论言:

  知礼于本书中屡次提到“《经》以观佛为题、《疏》以心观为宗”二者之会通,而强调“观心”的重要性。彼完全根据智顗“观心”论的观点,说明纵然“心、佛、众生”三法皆可作为修观认识的对象,究以观照心法,近而復要,初学下手较易;是以,即使观佛、观境,仍须观心,充分阐述智顗的“观心”思想。

  其次,知礼于本书中,仍一本盛阐智顗、湛然宗义的原则,说明一家正义是以观照“一念妄心”本具三千的不思议法性,而成就“烦恼即菩提”的大乘圆教;破斥山外诸师只以不思议“真心”为所观境之非,并重劝其勿固守《略本》之文,须进寻《广本》“观心”之义。

  (三)就佛性论言:

  知礼于本书中,为精简他宗(华严)与山外之异义,特别强调“性具染恶”的观点;所谓“以性具善,他师亦知,具恶缘了,他皆莫测”(《观音玄义记》语),藉由知不知“性具染恶”,甄分圆、别之异。良以别人不知,所以必须“缘理断九”;正由圆人知具,则全体即是,故可论“不断断”(即不断性恶法门,但断迷染之心)。如此,藉以凸显天台性具说的高度与特色。

  其次,知礼主张“理毒即性恶说”,而驳正孤山智圆主张“理毒非性恶”之违圆宗。《钞》中既根据“即”、“不即”义以作为判定“别”、“圆”二教的基础,且继前撰《释消伏三用章》之旨,进论“由性恶故,方论即理之毒”以及圆宗“理消伏用”的道理。如是,不但从客观的教义―“理毒性恶”的思想上继续加以阐释,以强化充实“性具论”的基础与内涵;而且也从主观的修法上―即“理消伏用”的观法上,点示“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圆宗旨趣。

  末后,知礼更站在湛然“无情有性”论的基础上,进论“有分别色”及“无情成佛”之说。书中既藉“六即佛”义,阐释“诸佛众生色心依正,同一觉体”,与“全觉体而为缘为了为正”,以及“三法(正、缘、了)圆融,非纵非横”之妙理;由是,一显发一切显发,一成就一切成就,以明“无情成佛”义。而且《钞》中特藉《观经》“水声说法”、“光明化鸟”等事相,作为彰显“有分别色”以及“色能造心,色具于心”之具体事证。如是,使天台佛性论愈臻完备,而更能完整地诠释佛教中的最高真理。

  (四)就修证论言:

  天台一家,对于修证因果的判释,最负盛名者,莫如“六即佛”义;然过去智顗、湛然两人一向偏约佛法界而解六即;今知礼于本书中,则进一层推阐其义,谓“一切凡圣,无不全体皆是此觉”,乃广约十法界而统论六即,盖诸果觉佛,即众生本性佛,“迷则俱迷,见则俱见”,是以不论“己佛他佛,于今色心,皆可辨于六即义”。若全迷,则十法界皆名“理即”;若闻名则十法界皆名“名字即”;乃至全见,则十法界皆可名“究竟即”。因此而使“六即”的教义,愈趋完备。

  甚至为突显此究竟的圆宗,知礼又特别提出“蛣蜣六即”说,所谓理蛣蜣、名字蛣蜣,乃至究竟蛣蜣。由于知礼勇于推衍“理具”及“性恶”的基本理论,故敢约迷逆事,而论即佛,遂使“六即”圆义,更加透辟显豁。难怪南宋·柏庭善月要加以评赞曰:“斯说也,言不由乎蹈袭,理特示乎高深,其为一时惑耳惊心也,宜矣!”。(《续》101、261a)

  (五)就佛身论言:

  知礼在座下弟子净觉仁岳背叛离去(天圣四年冬十月)之后,为导正其《三身寿量解》之“兼讲华严”,执以佛相“大小多少”而判佛身之非;乃特别于本书<第九佛身观>科下,加撰《料简十三科》,详尽剖析甄分“生身尊特”(应身与报身)的基本原则,盖谓当依相好的生起之本,也就是在客观的佛边上,以佛身所住的“权、实”二理而定,在主观的众生边上则以能见的“空、中”二观与“事、业”二识而分;而不许依相好的生起之末,只片面从相好的增胜情形作比较。是以,知礼遂主张用“部味教观”为准凭,亦即“以教定理,就理明观,于观显相”的原则,而楷定古来对于诸经中(如《华严》、《法华》、《般舟》、《金光明》、《观经》等)所言佛身大小的各种争议。

  同时,知礼亦藉《华严》华藏尘数与《观经》八万四千之相作比较,而精简华严、天台二宗教义之别:华严依“性起”,故性横修纵,必须别起报应二修,庄严法身一性;亦即须经“缘理断九”,而后修成尊特,此则必待具足华严尘数之相,始名报身;天台知“性具”,故非纵非横,乃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法报应三,互具互融,故不但“生身即尊特”,亦可“报、应称法身”,可谓充分体现了天台圆教“双游二用”之“具、即”(由“具”故“即”)的圆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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