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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妙宗钞》思想的启示与影响

  最后再来谈谈,由于《妙宗钞》的出现,对于后代佛教的发展,究竟带来那些启示与影响?在此提出六点看法,谨陈述如次:

  一、有关修学佛法大方向的影响:

  由于知礼撰《妙宗钞》,是以天台圆顿的教理去诠释净土胜异的观行且其一生的行止表现,又与此相符应,遂确立后来天台子孙,乃至一般学人以“教演天台,行归净土”为修学佛法的大方向。如有宋一代,知礼而下之天台子孙固皆步武其风,其后历经元、明,乃至民初天台健将谛闲(1858-1932)尚依《观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且特名其宝剎为“观宗寺”,可见仍一遵四明知礼的芳规。甚至,晚近的台湾,其弘扬传统佛教的道场,如新竹斌宗(1911-1958)主持的南天台法源讲寺、台南慧峰(1909-1973)主持的湛然寺、台北觉光(1919- )主持的正觉莲社、南投乐果(1884-1979)创建的佛光寺,以及两位业师李公炳南(1891-1986)主持的台中莲社“内典研究班”,和屏东会公宗律(1928-2010)所主持的普门讲堂等,都是一直遵循着这个修学的大方向。

  二、有关判释教典大原则的影响:

  由于知礼在《妙宗钞》中,判释部存“方等”的《观经》属圆顿教相,并说明佛灭度后,解释诸经,当约《法华》跨节而谈的原则;是以,后来的学者对判释类似的教典,遂能有所遵循。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幽溪传灯(1554-1627)《佛说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续》91、382)与明末·灵峰蕅益(1599-1655)《佛说阿弥陀经要解》(T37、363),亦同判部存“方等”的《小本》为圆顿教相,且以天台圆宗诠释其经义。尤其,蕅益另撰《灵峰宗论》等,更推阐其原则,秉《法华》开显之旨,以圆顿教理,诠释儒家经典(如《四书蕅益解》等)及一般治世语言。这些均可看出其受本书影响的轨迹。

  三、有关结社念佛方式的影响:

  由于知礼的修观重在“行归净土”,彼为了倡导僧俗大众,勤修念佛,求生西方,故特别在其延庆院创建“念佛施戒会”,并制定建会之法,即“劝请会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而每年普结万人大众;且教导记数念佛之方,即“每日念佛一千声,画佛数于历子(日历)上”;又规定对入社之弟子往生者,实行助念之法,即“在社九百九十九人,各念佛一千声,为彼忏罪,资其愿行,令生净土。”据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记载,此“念佛施戒会”自大中祥符六年(1013), 创建以来,年年举办,直至南宋末年,虽已一百九十多年,尚存不废。这不但对有宋一代开启结社念佛的方式与风气有大影响,甚至晚近的台湾一些佛教团体,组织“念佛班”,圈点《九品莲台图》,并组成“助念团”,实施临终关怀与助念;其构想及办法,似乎亦当以知礼为滥觞。

  四、有关“约心观佛”论的启示:

  知礼对《观经》十六种观法,认为既不是纯粹观心,亦不是纯粹观佛,而是托极乐依正以观心性,遂提出“约心观佛”的主张;且自释其法云:“先明应佛,入我想心;次明佛身,全是本觉。故应佛显,知本性明;托外义成,唯心观立。二释相假,是今观门。”(卷四、432b)也就是既观心又观佛。其后,蕅益撰《佛顶文句》,诠释势至“念佛圆通”时,遂引据其文,而摄归其法为“三种念佛”中之“自他俱念”(亦名“双念自他佛”),且尊之为“胜异方便”。可见,蕅益后来以“唯念自佛、唯念他佛、自他俱念”三种念佛统摄一切法门,显然是受到知礼“约心观佛”的启示

  五、有关“历九品位”及“感四净土”说的启示:

  知礼在本书中,以圆三位配判三辈九品及十六观行,认为众生之根机千差、欲乐有别,是以十六观人,对九品位,义有多途;其中,固有随十六观行次第,节节改观,历九品位者;亦当有自始至终,专修一观,而历九品者。又,在阐述“四土横竖净秽”之义时,认为极乐四土,互具互融,即一土而横具上三土;若净土行人,依《观经》修圆妙三观,观彼依正,即能感得四种净土。其后,蕅益遂绾合斯二精义,既于所撰《弥陀要解》中,主张以“持佛名号”一行,随其伏断功力之浅深,遂得往生四土,各论九品,为该《经》之大力用;且復于《灵峰宗论》卷四之二,特撰<持名念佛历九品净四土说>一文,以申其义。由此可见,这也是受《妙宗钞》思想启示的关系

  六、有关“有分别色”与“究竟蛣蜣”说的启示:

  知礼根据天台“性具”的理论基础,为精简他宗兼权之“唯心”(但唯真心),既提出“唯色”(于色示具)的主张,遂推阐衍生“有分别色”及“无情有性”的观点;又为阐述圆宗“六即”的深义,既广约十法界而论六即,復特别点示“究竟蛣蜣”,以遮情执,致引申发展“草木成佛”及“无情说法”的论题。其后,传灯《圆中钞》、蕅益《弥陀要解》乃纷引据其文,以诠释《小本》中之“鸟树演法”,而推衍出“有情说法”、“无情说法”、以及“五尘说法”之宏论;蕅益更效法“究竟蛣蜣”之言,论极乐之“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为“究竟白鹤等”(等究竟孔雀、究竟鹦鹉、究竟舍利、究竟迦陵频伽),而谓“一一名字,皆诠如来究竟功德”,本是性德美称,实非恶道之恶名。则其受到知礼思想的启示,更是信而有徵了。

  如上所说,知礼撰《妙宗钞》一书,融合天台与净土,既为后人确立“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修学方向,且为釐定“当约《法华》,跨节而谈”的判释原则,復为开启“结社念佛,相互助念”的共修方式;其对后代佛教发展的影响,可说既深且远!而其书中所揭示“约心观佛”和“历九品位,感四净土”的主张,以及所提出“有分别色”与“究竟蛣蜣”等新义,对于元、明以来,六、七百年间,真能以天台妙宗阐述净土胜异之二位祖师级代表人物——幽溪传灯与灵峰蕅益,又实有诸多之启示!至于,传灯撰《净土生无生论》(T47、381)竟捨知礼之“性具”一门,而依神智从义(1042-1091)之“性体、性量、性具”三门之诠释方法;蕅益撰《弥陀要解》不但续借华严“不变随缘”之说,復加借法相“唯识熏变”之论,乃至特意褒叹“持名念佛”;其间之“同、异、衍、化”,则有待他日,再作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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