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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居士佛教的特点

  (出自《居士学佛100问》)

  在佛典中,一般将闻法向善的僧俗弟子统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其中归依佛法僧三宝的在家信徒称为优婆塞或优婆夷。这是梵语的译音,翻译过来就是‘近事男’或‘近事女’,意思是亲近事奉三宝的人。在我国,这种称呼一是比较抽象,二是给人感觉地位‘低下’,因此多用于书面文字中。而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称谓是‘居士’,意思是居家修道之‘士’。这同‘和尚’一词一样,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称谓,然而用得滥了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尊严。不过这倒颇能反映汉族地区在家信众的实际,即无论是受过三归或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的还是未受过任何戒的,只要于佛教中行善积德的往往都被称为居士。因此佛教中居士的对象是比较广的,存在很大的差异,值得研究。当然本文所说的居士特指至少受过三归的在家佛教徒。

  要认识我国的‘居士佛教’,首先须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汉传佛教的一些特点:早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华夏社会就已具有高度的文明,是一个比较专猘的社会。人们重视人伦道德,崇尚自然,具有现世主义倾向;敬祖先,祀鬼神,对于宗教多抱有实用主义态度。佛教虽然本质上是出世的,但作为一种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信仰),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实体,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上述的国情(因缘)都极大地影响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状态及所扮演的角色:大乘佛教思想理论受推崇,却未能成为国教;译经著述汗牛充栋,八宗并峙,然禅净二宗独盛;山林佛教和鬼神信仰并存;精英佛教与民俗佛教并行。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居士佛教’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人数众多,分布领域广泛。在我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中,佛教信众占绝大多数,即从当代的五大宗教来看,佛教徒也是最多的,其中又以居士占多数,各行各业都有。在中国佛教近二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他们恭敬、供养、护持三宝,出资出力,在建寺度僧、塑像印经、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实践并弘扬佛法乃至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等方面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影响极大。

  (2)信仰虔诚,但追求各不相同。中国人朴实善良,面对频繁的天灾人祸和长期的封建压迫,内在的宗教需求十分强烈,佛教的弘传给了他们很大的精神满足。就大多数在家信众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女居士来说,信仰是相当虔诚的,但相当多的人信佛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不少人抱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倾向。

  (3)社会精英人士较多,如政界、学界、文化界乃至商界的居士,一般文化程度较高,对社会比较了解,有各自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对佛教界的贡献和影响较大。

  (4)整体素质不高。多数居士对佛教的教理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学佛往往停留在烧香磕头、吃素念佛、参加法事、做功德的层面上,感情色彩甚至迷信成分较浓。这一方面缘于中华民族强烈的现世主义心理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确博大精深,而僧人们在宣讲弘扬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的缘故。

  (5)居士间的各种差异极大。佛教是提倡众生平等的,所收弟子来自方方面面,因而居士间的各种差异极大,如广泛存在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贫富差异、城乡差异等等。这些差异不仅影响到他们对佛教认识上和需求上的差异,还多少关系到他们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于是出现了精英佛教和民俗佛教并行的局面。当然上述各种差异在僧伽中也大量存在,但毕竟小得多。

  (6)自身缺乏约束机制,对僧伽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佛教是一种强调自我觉悟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因此对于背景极不相同的作为佛教外护的在家信众的要求并不高,何况相对于家庭和谋生来说,信佛及弘法通常只是许多居士的业余‘爱好’。居士与僧伽不同,他们至少在外在的表现上与非佛教徒没有明显的差别,居士团体的结合一般也比较松散,相互间缺乏约束激励机制。从这些方面来说,居士是很难代表和住持佛教的。另外,我国是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民众乃至国家对僧伽和寺院的认识、态度和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居士不可能像一些南传佛教国家的居士那样,一方面对僧伽礼敬供养有加,同时对僧伽的行为规范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促进其信仰对象的纯洁完善。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居士素质不高,往往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利于僧团建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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