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经一事，虽有功德，吾人不敢提倡。以粗心人多，每每烧于锡箔灰中。锡箔灰，卖于收灰者，将纸灰簸出，而留其锡以卖之，此经灰，不同弃于垃圾中乎。谁肯细心另用器焚之，而以其灰投之于大江大海中乎。光于初出家时，见放蒙山，烧黄表，内加往生钱者。（印《往生咒》如钱形，故名往生钱。）。点著，随点随著，至手不能执则丢之，每每未烧尽，而每张多有字未烧及。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北京龙泉寺，晨出寺门，见夜间放焰口送孤魂所烧之纸堆，有往生钱，约二寸厚，只烧一半，光拾而纳之于字篓中。倘被仆人打扫，不同归于垃圾中乎。是知无论何法，皆须细心人做。若大派头人做，则益未得，而祸先得矣。

　　前数年，太平寺，为苏州隐贫会，代售硃书《金刚经》，真达和尚，闻光说而止，不为售。如有人送硃书《金刚经》，不必于做佛事烧，恐无有细心人料理，仍蹈前愆。当在家中清净处，具一大锅，或大洋铁盆，下铺箔锭，置经于上，上又加以箔锭，以免飞扬。候其火灭，取其灰，贮于新布袋中。又须内加净沙，或净石，净砖，投于江海深处，庶可无过。若不加沙石于内，则浮而不沉，仍漂之于岸上，终遭秽污。焚经如此用心，必有功德，必无过愆。否则，吾不敢说。彼焚经者，谁不是与锡箔同烧乎。南方锡箔好，人不肯烧之于地。北京锡箔恶劣，诸寺皆不知敬惜字，凡人家做佛事，每每文疏均于门前车路上烧，并不用器盛贮。人畜践蹋，其过非小，而相习成风，大可痛悼。此事在吾人分上，当以缄默自守。

　　如南方女人拜佛手方，印有佛菩萨名号，上打各寺之印，铺地拜佛，或用垫坐。此种恶风，遍传远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光在阿育王，见一女人，用此布垫坐，因与舍利殿主说。殿主云：“此本地风气”，意谓光多事。故于《普陀志》中，说其罪过，不知有人肯留心也否。世间不知有多少不可究诘之事，相习成风，人各以为有理。如吃荤之人，以吃素为不吉祥，于子孙不利。若吃长素，当令子孙断绝。竟有信之不许父母吃长素者。此种讹传之话，遍周各处。

　　又凡生产，有念佛人，概不敢近。又有不见死人者，不见新娶之妇者。以及破地狱，破血湖，还寿生，此种无道理之事，庸僧为求利而为人作之，无知者为消罪而出资请人行之。至真得利益之念佛法门，又漠然视之。龙梓修，濮秋丞，十八年（1929年），拟以一千六七百圆，在宝华山做一堂水陆，为光说。光令以此钱打念佛七，彼便捨不得用，用几百圆念佛耳。使光赞成彼做水陆，则二人均须八百多圆。可见世间人，多多是好闹热铺排，不是真实求超荐先亡，与普度孤魂也。（文钞续编卷上·与李慧澄居士论焚化经灰及往生钱书）

　　佛经重在受持，未闻令其焚化。即谓焚之有益孤魂，及所荐亡人，尚属功过不相掩，况无益乎？何以言之？凡焚经者，多多皆焚于焚锡箔之器中，其灰仍同锡箔灰卖之。彼收买之人，将纸灰扬去，唯留锡灰，则经灰能不归于垃圾中乎。有谁肯费事，特设一器，下以锡箔垫底，中置其经，上又加诸锡箔。焚锡箔，而经随以焚，其上有锡箔，经灰不至飞扬于外。待其化尽冷透，将此灰，用新布袋装之，内加净沙，或净石，缝其袋口。若有亲友极可靠人过海，或过大江，至极深处沉之，则无亵经之过。若照平常烧锡箔中，又卖其纸灰，吾恐其过有无量，功无几何。凡诸佛事，均以诚敬，方有感通。彼焚经者，只知焚耳，何尝虑及乎此？

　　诸大乘经，皆悉称赞书写、受持，读诵之功德，未闻称赞焚化之有功德也。使真有功德，此风犹不可长。以无知之人，或至误会，则以焚经为事，不复注重受持也。《金刚经》既可焚，何大乘经不可以焚。无知之富人，必至造焚经之业于无穷也。此事不慧完全不赞成，虽闻人言有大感应，亦不出一语以赞扬，恐其流弊无穷也。

　　世每以《往生咒》写作圆形，刻而印之，名之曰“往生钱”，多有焚之以济孤魂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在北京龙泉寺，于清晨至三门外，见其夜间放焰口，所烧之纸，及锡箔灰中，有二寸厚一叠往生钱，只烧了半边。倘非我见，则用人打扫，恐一同扫于垃圾中矣。是知烧此种咒之过，无处不有也。有僧放蒙山，用黄表纸，及钱纸，内夹一往生钱，摺作一头大一头小形，待出生时燃之。至近手，则丢于地，其中每每有字未烧完者。即烧完，而其灰则完全落于地下，岂能无过。此系不慧亲眼见者。故知一法才立，百弊丛生，乃真语实语也。凡事均以虑及久后无弊为妥善。焚经纵有功德，恐无细心之人料理，则功德事反成罪过事，况未必真有功德乎。此不慧之知见也。至于大通家一切无碍，法法圆通，则非不慧之劣知小见所能及。不慧所说，但约不慧之分量而为准耳。（文钞续编卷上·复宋德中居士问焚经功过书）